治理高毒农药应从哪里开刀？

前段时间山东潍坊剧毒生姜事件再次将农药问题推上了风头浪尖。高毒农药泛滥使用，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刀治理呢？
高毒农药泛滥有其特定大背景。我国是农药生产、使用、出口的第一大国，单位耕种面积化学农药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出2.5到5倍，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高达10亿亩。

走出高毒农药违规使用造成的农产品安全困境，是生产优质农产品的基础，也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。十年前，中山市就真刀真枪地对高毒农药下手了，在定点许可销售和实名购买制度基础上展开高毒农药管理改革，各地怀着热望纷纷效仿。前五年，农药店不敢乱卖，农民不敢乱用，销售改革还是成效立见的。可惜，后五年，高毒农药定点销售就不了了之，连管理部门都摸不清也分不清，谁许可谁不许可一笔糊涂账，印有“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水果”的警示牌沦为摆设罢了，一场看似行之有效的管理改革终是无疾而终。
仅只从销售环节着手看来不足以去除顽疾，管好了生产才算源头治理。毒姜事件中的神龙丹，农业部规定，只能用在花生、甘薯等农作物上，还仅限河北、山东、河南春天甘薯发生严重线虫病时使用，花生则仅限于春播。那么允许生产多少量，是可以反推回去知道大致的，目前情况看，过量生产情况一定是存在的。如果放任高毒农药生产厂家开足马力生产，农药生产出来再监管流向，就防不胜防了。不用怀疑，一定能以各种形式进入田间地头。销售要抓，生产更要抓，环环相扣才是真抓实干。
当下，建立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是重中之重。毒姜事件中的农民也是出口姜价格20元，内销姜价格1元2角，用低毒农药农民感觉用不起。如果将农药科学使用作为补贴体系中的重要参数，直接补贴到户，到具体农产品，是能立竿见影显成效的。
再者，对高毒农药要从低价管制变为高价管制。现在高毒的农药都比低毒的便宜很多，只有大幅度提高价格，比现在价格高十倍百倍，才能达到提高农民使用高毒农药成本的目的，用价格杠杆降低农民购买和使用的欲望。这部分钱不能归生产销售，要收归财政统一进入绿色农业补贴体系。对生产低毒高效农药厂商可以实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，但高毒和限用农药的生产厂商则去除补贴，大幅增加税收，方能彻底降低厂商生产意愿；
当然，重典治乱也是必须的。台湾的安全农业法，对农药残留超标的农产品销售的处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制造或输入动物用禁药以及禁用农药者，均处1到7年有期徒刑，制造、加工、分装、贩卖或意图贩卖而陈列、储藏禁用农药者，均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大陆也可以参照这种力度执行，算是一剂猛药以求药到病除。
国家在进一步加大农产品安全生产补贴力度的同时，应当适当上移安全投资的主体，确保农业安全补贴投资到位。可以考虑以中央政府或者农业部作为农业投资的直接主体，地方政府只负责执行，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地方政府的经费划拨拖延和缩水，切实送惠到农。补贴同时，提高农民科学技术水平，使之成为不受农药推销广告忽悠的，懂安全、守规矩的新一代职业农民，也是又一个不能绕开的重中之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