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张难得的农民证

说到农民，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农民？“农民，播植耕稼者”。意思是说：农民是从事农作物种植的人。
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农民的经济性质不同。在奴隶社会，有自耕农和隶农。前者是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基础，从事个体劳动的自由农民；后者是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种小块土地、地位介于自由农民和奴隶之间的佃耕者。在封建社会，除了自耕农以外，中国大量存在的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。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，农民的分化加剧，形成了雇农、贫农、中农和富农等阶层。通常所说的农民是指生产资料拥有的多寡，即贫农和中农。
由此看来，农民就是以“种地”为职业、靠种地产出换取生活所需的一类人。而且，发达国家，农民完全是个职业概念，指的就是广义农业的经营者，包括种植业、畜牧养殖业、林业等。
中国的农民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创造者，他们为共和国的建设付出了超出常人想象的代价。

农民之苦

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相比，我国农业仍相当落后。近年来，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推进速度亦步亦趋，工农、城乡关系更处于长期的紧张和失调状况。由于集体化、统购统销以及“剪刀差”的模式，农民付出得太多回报得太少。因政策限制，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往往是干活没点、休息没时、种地吃饭看老天爷、产出由相关部门调控、看病不能出乡卫生院、人命比城里人命贱、进城打工有时可能会拿不到工钱，当然，也没有退休之说，退休金更是无从谈起。广大农民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做着奉献、为政策失误买着单，而得到的却是 “二等公民”的特殊待遇以及政策上、法律上、福利上的诸多歧视。用“苦不堪言”来形容农民60多年来的所得再恰当不过。
例之一：上世纪50年代的“征集体系”,禁止农民自由种植。在此政策下，农民只准种低收益的粮食，而不准种高收益的经济作物。粮食越是缺乏，越把农民捆得个严严实实的；反过来，农民越没自由，粮食困难越挥之不去。当时实行的这种保证城市牺牲农村的政策，使得种粮的农民“肚儿空空”,饥肠辘辘。
例之二：中国的户籍制度，一个小小的户口簿，成为“身份”的法律凭证。户籍制度控制的重点是由乡入城、由小城镇入大城市特别是“盲目流向”,最后就是城乡隔绝。“户籍金字塔”的底部主要是农民，而流动受限最甚的也是农民。农民因为缺少一个城市身份的法律凭证，根本无法办粮油关系，他们租不到房子，无法办妥孩子入托和上学的手续，更不被受理办护照、出国留学和其他公干私干。总之，户口是所有身份关系里的龙头老大，农民迁徙自由被剥夺。没了它，农民寸步难行，啥也干不成。
例之三：牺牲农业的“一五”计划。建国初期，国家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，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。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，尤其是钢铁、燃料动力、机械军工、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，农业发展相对滞后。22年之后的1978年，中国农民人均的年净收入仅130多元，其中现金收入一年不过几十块，8亿农民当中，有2.5亿人连饭都吃不饱。

农民的伟大奉献

说到奉献，很难用具体的数据说明，笔者借用《六十年来，农民为国家作了多少贡献？》一文去表述农民这个群体曾经作出的伟大奉献。
首先，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。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，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%.仅就农业税而言，从1949年到2003年，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.66亿元。其中仅1949-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就有1000多亿元，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.42亿两（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）。2000年，专家曾测算，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，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，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，合计330元，三者比例约为1:4:2.然而，这些农业税只占农民负担的七分之一，也难怪民谣说；“头税轻，二税重，三税是个无底洞”.
其次，国家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的财富价值折合黄金约合58亿两。“剪刀差”从农村剪走的财富到底有多少？据王锋博士统计，从1950年到1978年，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，平均每年176亿元；1979年到1994年，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亿元收入，平均每年937.5亿元；90年代以来每年“剪刀差”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。另据袁瑞珍统计，1953-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，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。要知道，1978年我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。正是这种“剪刀差”让农村一贫如洗。
再次，农民付出的劳役不计其数。农民在所有的奉献中，还有一部分巨额劳务付出和几乎为零的收入经常被忽略，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。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、植树造林、防汛、公路建勤、修缮校舍等。以水利建设为例，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：“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？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。那时遍地开花，全都在干，因此建设的水利工程，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，例如着名的红旗渠。”
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

过去的60年，共和国的农民仍然是收入最低、受关怀最少的“二等公民”.不过虽然遭受如此之多的苦难，但是他们还是坚持用“吃进去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”的心酸与悲凉感恩社会。无论是否“同命不同价”,他们依旧憨厚朴实地充满感激，艰辛参伴汗水，用自己纤纤细手耕耙世界7%左右的耕地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养活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。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时至今日，农民曾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奉献，为政策失误而买单的历史，将尘封记忆镌刻在典章里。作为一个有使命和责任的民族，我们满怀感恩地回报着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和坚韧。
例如一：2004年至2009年连续6年发布以“三农”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，强调了“三农”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“重中之重”的地位。2012年2月1日，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。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9年聚焦“三农”,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文件首次对农业科技进行全面部署。中央的“一号文件”,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有名词。
例如二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的《农业税条例》意味着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“田赋”终结。农业税这项“千年古制”的最终废除，可以使广大农民手头得到真正的实惠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。 例如三：2004年以来，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，总体围绕“少取”“多予”的政策。这一陆续实施的系列强农惠农的财政政策包括促进农民增加收入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、发展现代农业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。其中，“以四减免”为主的税收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全面取消农业税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；以“四补贴”为主的支出政策则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，促进了粮食生产，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。同时，一号文件通过支持“六小工程”、“两免一补”、“三奖一补”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等，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。
中央财政连续7年的安排用于“三农各项支出的年均增幅超过了20%.2008年，中央财政用于”三农“的支出达到5955.5亿元，增长了37.9%,其中中央财政对农民的粮食直补、农资综合补贴、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达到1027.7亿元，增长了107.7%.2012年，中央财政用于”三农“的支出安排合计12286.6亿元，增长17.9%.巨额的财政支农资金犹如春天的甘霖，给广阔的农村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。
”没有富裕的农民，就没有富裕的中国；没有农村的稳定，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“.一句话，中国的改革都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。党的十六大以来，”三农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，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，这些措施促进农业、农村发生历史性巨变，也让农民得到一个河西三十年。

农民“将成为一种职业”

笔者通过近几年对农民性质的研究认为，其实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非工商性质的”企业“,具备产供销和人财物。以水稻生产为例：首先，要按照市场进行计划与组织（农民缺乏计划性和市场分析，一般按照经验耕作）采购种子、肥料等生产资料（原材料）；其次，进行耕地整理、施底肥、播种、育苗、追肥、田间管理、病虫害防治等生产（产品制造过程）；再次，水稻（产成品）整理入仓；最后留足口粮后上市场卖出水稻（商品交易），换回一季水稻的生产经营收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牛、犁、耙等生产工具（物）和种植过程中的劳动力（人）的管理。以上所列的这些生产性元素完全符合一个企业性质。然而，这种结构的”企业“,生产工具简陋，劳动强度大，产成本高，经营管理落后，投资回报率低，根本别谈什么效益了。
随着土地产业化、规模化、标准化经营的加快，未来农村的土地，应该是”企业“的战场，而不像现在是一个一个老年人、妇女忙碌的”田间“.应该按照”企业“的构架，将播种，打药，锄草，去萝卜缨、收玉米、土豆等进行工种细分，分化出植保员、经纪人、农机员、防疫员、信息员等职业。让农民像律师、会计一样持证上岗，没有专业的资格证，是不能种地的。
这样一来，农民这个称呼，不仅仅意味着他的职业是种田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等级、一种身份、一种生存状态、一种社会组织方式、一种文化乃至一种心理状态。职业农民的兴起，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，打破了这个延续千年的”隐形枷锁“,成为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的骨干力量。让农民成为一种职业，将是”支部+协会“”合作社“”公司+基地“”企业种地“模式的必然前提。

难得的农民证

笔者近来参与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的《三农优化改变中国》研究项目。该项目其一是主要围绕”如何来种地“课题，实施企业下乡工程，发挥”标准化、规模化、集约化、信息化、科技化、生态化、创意化、品牌化和城镇化“企业种地的九大优势，打造”三农“优化发展示范区，促进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倍增，实现企业种地的价值飞跃。其二以乡（镇）为单位整合土地等各种”三农“资源，采用”三三制“土地置换原则，打造”三农“优化示范区，即通过农业产业聚集模式，建立以文化创意为产业链突破口的区域发展平台，促进”工业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“同步发展；其三，项目之核心是通过土地转让、租赁和入股等形式，在保障农民效益倍增的前提条件下，通过农民生活用地的科学规划，结合绿色科技合理平面布局，统一建设”水平型合院里坊“和”垂直型合院里坊“,并每户同步设计屋顶温室菜园，空中自然花园，极大地提升农民的居住质量，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、文化需求，使农民幸福生活在自己的美好家园。
《三农优化改变中国》所有的目标都是实现笔者在《裂变模式中的新机遇》一文中所描述的画面：
“同样是这个农民，穿着居家服，脚蹬拖鞋，手端茶杯，站在自家飘窗前，看着夕阳下穿梭在金色大地里的大型机器，嘴里喃喃自语道：今年的分红又不少啊！”
笔者畅想，未来要是想获得一张农民证书已经很难了！